金文书法与商周社会文化

金文书法与商周社会文化

［内容提要］

    由于金文书法所处的特殊地位，金文书法的风格演变受到了当时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使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商周社会文化的演进。本文试图通过金文书法在演变过程的这个重要特质，探讨金文书法的发展与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以求在金文书法的研究中，对影响其风格流变的各方面因素有更深刻的思考。

［关键词］金文书法 商周时期 社会文化

引言

    艺术反映社会文化生活，书法艺术也是一样，书法创作在风格上变化，无不反映出艺术风格背后的文化语境，金文书法也一样，以其特定时期风格的变化，反映出它所处时期的社会人文环境及其变迁。    

    要了解这一对应关系的存在，我们首先可以从现代中国的书法作品与日本书道作品作为对照，就能清楚地看到以同一艺术形象载体——汉字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下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演绎。当然这种现象也存在于现代中国书法的地域风格现象上。如果以这一观点考释传统的碑帖两派，我们也同样可以看到其中迹象，过去的人们较多乐于以刻工的精粗来区别魏碑与法帖之间差别，但我个人乐于认为这应当从魏碑的作者与法帖作者之间文化特点、民族个性的区别来进行考证。试想一个原本驰骋大草原，对中土文化怀着无限的敬畏，唱着“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马背上民族，与中土上生活了数千年，享受温厚和润泽地理环境，崇尚中和朴厚的民族，对尽管是共同的汉字进行艺术上的诠释，得到的结果又怎会一致呢？

    金文书法出现的年代，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年代，也是中国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奠定稳实基础的年代。在这个时期里，尽管中国大地上各族群政治势力此消彼长，王权几经更替，但主流文化以其倔强的生命力，不断将一个个征服者同化到自已的范畴下，同时也使自身的内涵不断地得到充实。在此过程中，金文书法也以自身特有的方式，记录下这段辉煌的历史时刻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

一、金文书法特定的历史地位

    金文书法是附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形式，作为特定历史时期书法史上一个特定的书法艺术创作产物，在近一千年的使用过程中，它在风格内涵上的变化，包含着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区域的等等多种多样背景原因。应该知道，青铜器制作异常复杂，按当时的技术条件所限，需动用繁重的人力物力。有人根据考古发掘的材料进行估算，制作像“司母戊”大方鼎这样的青铜器，须动用约250人同时日夜不停地工作才可能完成。这尚未将采矿和运输等间接所需的人力计算上去。因此，青铜器的制作只有是政府才有能力作出的国家行为。传说禹铸九鼎，然后定鼎中原，九鼎是当时国家政权的象征物。于是，在夏商周三代，“天子九鼎”的至尊地位甚至居于首都之上，首都可以一迁再迁，鼎却很难失而复得——“鼎迁于商”（《左传·宣公三年》）就是夏王朝灭亡和商王朝建立最合法的标志。国灭则鼎迁，商朝灭夏朝，九鼎迁往商都“亳”京；周朝灭商朝，九鼎又迁往周都“镐”京。《左传》有载：“桀有昏德，鼎迁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王朝的建立称为“定鼎”。对于鼎，有一段更有趣的对话，讲的是公元前606年楚庄王问鼎的故事，见于《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之戎，遂至于洛，观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建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鼎的功用已经是集天命神授与道德教化于一身了，楚庄王问鼎，更成为觊觎王权的体现，后世更以“问鼎中原”作为追逐王权的代用词。青铜器的鼎有如此的象征意义，鼎的使用自然受到皇家贵族的垄断，成为在当时国家的重要仪式“祭祀”当中的礼器，受到国家典章制度中“礼乐”制度的规范，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周礼》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与王朝卿士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商王和周天子主持代表王权的最高祭祀，诸侯、卿大夫、士等而次之，要逐级缩小祭祀的规格和范围。大家都需要礼器敬事鬼神，于是由王规定等级，以示尊卑”。鼎的配置，体现着它那不可僭越的等级制度。金文是用书法艺术角度进行审视的铸刻在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文字形式，它作为汉字的早期形态，出现在中国的青铜器时代，是附铸在青铜器不同部位上，纪录当时贵族们祀典、锡命、田猎、征伐、契约活动或铸造该器的原因等等，其内容是研究殷周社会的极宝贵资料，其书法也当然是当时主流社会文化审美追求的反映。也正是这个因素，金文书法成为最好不过的直接地反映出当时社会主流文化所追求的审美意识的视觉材料之一。透过这个“视觉材料”风格内涵上的演变关系，我们可以进一步见证当时社会文化演变的历程，从而更充分地体会和理解先民们不断走向文明的历史足迹。本文试以金文书法风格变化与商周社会文化的变化关系进行分析，以求说明金文书法在风格变化上与商周和春秋战国期间的社会政治文化方面互为表里的关系。

二、金文书法与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文化特质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是从何时开始，可能到现在还很难加以确定，但在二里头文化遗址发掘的出土文物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大量制作精美的青铜器。可见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中国已经进入了成熟的青铜器时代。中国青铜器时代存在的时间与夏商周三代的时间基本重叠，一般认为到战国结束，其延伸大致上到秦汉，期间经历了1500年之久。青铜器上的铭文大概出现在殷商中期。通过对考古发掘的实物进行研究发现，在商王盘庚将国都迁往殷地前的青铜器上并未见有铭文出现。到盘庚迁殷之后的青铜器中才开始有铭文出现。至秦灭六国统一中国止，金文书法大概历经了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段时期里，由于金文书法的特殊地位，它在风格上的变异，都伴随着种种历史文化因素发展而变迁，这种变迁大概可分为五个时期，即以图形文字为特点发端期，以奇肆为特点的发展期、以雄浑为特点的成熟期和以工整典雅为特点的典雅期，以百花齐放、风格分呈为特点的开放期。这五个时期所对应的时代为：“发端期”为商代中期至晚期，“发展期”为商晚期至西周康王时代，“成熟期”正处于西周的昭王时代至夷王时期，“典雅期”为西周的厉王时期至西周的幽王时期，“开放期”为春秋战国时期。

作为与历史时期的对应关系，我们还是以历史时代的演进作为论述的依据。

1、殷商时期

现时能见到殷商时期存在于青铜器的铭文还比较丰富，但是每件铭文中的文字往往较少，通常只有一到两个字，且多与某些图文并在一起，结体诡奇，组成如族徽一样的图案，多数都隐藏在器物的内壁或底部等隐蔽而不易发现的地方，表明它在青铜器中并不负担主要的功能，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殷商中期至晚期。如《商杞妇鼎铭》（图一）、《母戊鼎铭》（图二）、《妇好方鼎》（图三）、《？鼎》（图四）。这一时期的金文书法作品视为“发端期”。到商晚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字数才逐渐多起来，但大多不过是几十字，长篇的铭文仍然很少见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所反映的内容仅限于祭祖铭功，而远远没有达到甲骨文那种居于意识形态中心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普泛程度，如：《小臣俞尊器铭》（图五）、《二祀邲其卣器铭》（图六）。从书法风格上讲，商代的文字发展是甲骨文与商代金文并行发展的时期。从文字使用的角度讲，它们实质上是同一个体系的，只是承载它们的载体不同，甲骨文是在龟甲或牛骨上用刀刻写出来的，这一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是铸造而成的。由于它们制成的工艺不一样，所以表现出来的视觉效果也有所不同。如《小臣俞尊器铭》、《二祀邲其卣器铭》，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浇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给人的感受是更加庄重、厚实和古朴、典雅。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金文书法作品，较之于西周时期的作品而言，所表现出的风格是非常自由且富于变化的，反映出丰富和奇肆的时代特征。但这个时期先民的心理状态反映在对文字的制作上，也许应该是更加自由而少些约束，这点在甲骨文刻写风格上，也有充分的体现。因此，我觉得把这段时间的金文作品，看作是承前启后的一种形式。

    商代的金文书法作品，章法、结构、用笔自然随意，尽管都是铸造而成，但仍然表现出了强烈的书写性，用笔和结构上，商代的金文书法作品大多反映出与甲骨文相近的特点，反映出商代金文书法与甲骨文书法并行使用的时代特征，同时，商代的铸造水平也为其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它自然天成，瑰丽多姿，变化丰富，创作手法上无拘无束，表现出了极高的艺术魅力。殷商时期，人们笃信鬼神，崇尚占卜巫祝之道。《礼记·表记》中讲：“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民无信而不立”，鬼神的权威，被置于调节社会秩序的礼乐之上，这是殷商时人重要的文化特质。在原始宗教中，神灵信仰的力量被殷商人作为社会向心力和凝聚力的重要手段，成为稳定社会的重要支柱。但对于共同神灵的信仰，毕竟须由个体的人发出，尽管共同的向心力是一致的，个体对神灵的宣示所作出的诠释和解读，出发点却是分散的，这使得每个个体的认识由于观点与角度的不同而不尽一致。礼乐制度对社会的作用力，在当时的人们来说是鬼神信仰的补充手段，当时显然并未有其它更有效的方法使人们在思想行为上达成一致。在礼乐制度尚未成为规范人行为的工具的时候，个人神灵崇敬的内涵，皆表现为每一个人自身内在的心理活动。事实上，神灵的“主意”也是经常地在变化着的，并没有一套恒定的准则和规律可循。殷商人遇大事则必先占卜、问巫而后行，而且还存在着为一事而反复占卜的情况，这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可以找到许多实际例子。我们所见到的甲骨文，很多就是当时留下来的占卜记录，经常在记录的旁边，还有事后验证占卜预言的记录——大概是方便巫师们日后“总结经验”。在殷商人的思想里，除了对鬼神的惶惑和深深恐惧之外，实质上并未受到严格的规范。可以讲，当时的人们的个性还是比较独立的。在这一点上，与后来的西周礼乐文化所直接规范人的行为是有所不同的。殷商时期书法的自由、奇肆的特点，正是因此而形成并得以存在的。这使得我们有时不得不感叹，艺术作品在反映社会的思想和意识取向是那样地直观，在书法上，商代的作品明显地不同于西周的地方是作品在章法布白上的自由与随意性，不同的作品，形式上的差距可以非常大，如《二祀邲其卣器铭》、《四祀邲其卣器铭》（图七）、《六祀邲其卣盖铭》（图八），为邲其家族的器铭，以铭文上的纪年看，书写与制作的时间相差就只四年时间，但明显看到并非出于一人的作品，书法风格上差异更是相当明显。这充分反映出当时在书法审美上的自由，远不象西周时期的作品那样规范化和典型化。那种随意天真的感觉，正反映了先人生活的古朴神秘和天真浪漫。郭沫若先生曾不无感慨地说：“商人气质倾向艺术，彝器之制作精绝千古。而好饮酒，好田猎，好崇祀鬼神，均其超现实之证。”对于艺术创作来讲，这是非常之可贵和值得借鉴的。尤其是那种古朴神秘和天真浪漫的特质，更值得我们耐心细致地去品味！

2、西周时期

    西周早期的书法，主要沿袭殷商晚期的风气。西周在武王以前并未见有带铭文的青铜器，武王克商后，才有带铭文的青铜器出现。这明显反映出西周初期在制度上对商代的传统承继。现在见到的西周最早的青铜器铭文有《利簋铭》（图九）。西周早期的书法风格上仍保留着晚商时期的面貌，用笔的特点上，仍可以看到甲骨文影迹，起笔和收笔处较尖，笔道中央相对粗一些，且间用带装饰性的粗大笔画，但用笔的线条，已开始出现圆曲婉转现象，章法布白较殷商时逐渐变得工整，长篇的作品也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如《利簋铭》、《天亡簋器铭》（图十）、《大保簋铭》（图十一）、《大盂鼎铭》（图十二）。这一特点延缓至康王时期，是为“发展期”。

昭王时期，社会进入了繁盛和稳定阶段，西周文明也随着西周政权的管治规范——周礼幅射向全国各地，金文书法也走入了它的成熟期，直至到夷王时期，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墙盘铭》（图十三）、《大克鼎铭》（图十四）等。作品用笔的起止处已明显比前期收敛，线条的粗细已趋于一致，通篇章法布局日趋整齐，作品之间的个性差别也日渐缩少，趋于雷同。这都标志着金文书法正走向成熟，这一时期为“成熟期”。

厉王至幽王时期约一百年，是西周金文书法由鼎盛开始走向走向式微的时期。其特点是书法的风格已逐渐形成了工整秀丽、典雅规范的风气，随意和自由的气息已经基本消退，作品之间的风格差异并不明显。但正是在这一时期，名篇大作不断出现。在这一时期里我们可以看到如：《散氏盘铭》（图十五）、《史颂簋铭》（图十六）、《颂簋铭》（图十七）、《虢季子白盘铭》（图十八）、《毛公鼎铭》（图十九）、《叔专父盨丁器铭》（图二十）、等众多著名的金文书法作品出现。但不可忽视的是，就在西周将要完结的几十年中，也出现了一些与主流风格不同的作品，如：《散氏盘铭》、《圅皇父簋铭》（图二十一）《楚公钟铭》（图二十二）等。这一时期为“典雅期”。

    西周朝的金文作品要比晚商和周初时期丰富得多，而且出现了一些如《大盂鼎铭》、《毛公鼎铭》较长的篇幅，其中内容往往是记述当时的重大事件，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生活留下了不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填补了很多史料上的空白，如《利簋器铭》，就为人们研究武王伐商的准确时间提供了不可或缺和第一手资料，使三千多年后的学者，通过对铭文内容的推演，解决困扰了学术界三千多年的“武王伐商的准确时间”问题。

    西周金文书法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利簋铭》、《天亡簋器铭》、《大保簋铭》、《大盂鼎铭》、《墙盘铭》、《大克鼎铭》、《散氏盘铭》、《史颂簋铭》、《颂簋铭》、《虢季子白盘铭》、《毛公鼎铭》、《叔专父盨丁器铭》、《圅皇父簋铭》《楚公钟铭》等等。作为时间上有标志性的作品，《大盂鼎铭》可以作为西周初发展期的典型作品，《墙盘铭》是西周书法成熟期的典型作品，《散氏盘铭》则是西周中期一件比较有特别意义的作品，它代表着西周书法中书写性最强的一个方面，也体现出西周晚期的一些特殊现象。而《虢季子白盘铭》已经到了西周晚典雅期的作品，作品已明显可以看到更晚的秦地《石鼓文》（图二十三）的风格特点了。

    西周金文书法，从纵向的角度上讲，它是沿着一条由晚商风格向西周宗周书风演变的过程，晚商时期奇肆自由书风，直接影响了西周初年的金文书法的表现形式。西周青铜器铭文最早出现在武王时代，之前属于西周的青铜器铭文至今尚未有发现，作为朝庭的礼乐制度的一部分，周朝在灭商之后，明显继承了商的典章制度，因此，在金文书法上承袭晚商的风格传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利簋铭》，作为现已发现的西周最早的青铜器铭文，它不单记述了武王克商的史实，同时，也反映了西周政权在文化上对商的承袭关系。类似的作品还有《天亡簋器铭》、《大保簋铭》、《大盂鼎铭》等。上述的作品从风格上大量保留了晚商金文书法的特色。所不同的是，作品用笔线条随着时间的后移不断的变得圆曲起来，这无疑与周人的人文性格有着直接的关系。

    西周的中期，社会文化也进入了它的繁盛时期。“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西周在殷商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新的以宗法血缘制为纽带，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体系。与殷商人豪放不羁相比，反映在周人的性格上，却是比较圆曲和深沉，有时甚至是枉屈。据《诗经》及考古发掘所表明，周人的祖先后稷建立起农耕社会，至先祖古公亶父为避戎狄，曾由现时的山西一带举族向西北迁徙，路过现时的内蒙古，辗转到达甘肃的岐山，期间历经由农耕转而游牧，再转而农耕的巨大改变，才算安定下来，并在岐山一带得到重大的发展，国力不断强大。周文王在身陷殷商都城时，更有吃自已亲生儿子的肉烹制的肉汤事。这都是周人圆曲深沉的性格重要的表现。也许更是周人自身历史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民族性格使然。以一个区区小国，居然可以完成翦灭像殷商这样庞大的国度的任务，没有这种深沉与圆曲的处世本领，是无法完成如此的伟业的。西周乐礼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种民族性格基础上，它所崇尚的是规范和秩序，强调克己忍让而遵遁于礼乐。对于人来讲，礼乐规范所作用的过程是由外至内的，它有一个由社会统治核心辐射向社会中的每个人过程，实际上与我们现时的法律一样，有以国家机器强制执行的性质，而以规范和秩序形成为目的。这一切，都从人文的精神上，折射出周民族的社会和文化性格。在西周的金文书法风格上，这种从本质上圆曲深沉、崇尚规范和秩序的性格也开始大放异彩。在这一时期，商代金文书法的特点基本上已经消退，甲骨文书法的影子在这一时期已基本上被婉转圆曲线条为主调的西周书风所取代，章法、布白上的自然随意也被规范与整齐取代了，间用肥笔装饰的现象已经消失，人性格上重的圆曲礼让和对制度的尊循转化为审美要求，强调规矩典雅与法度的宗周书风在这一时期形成并走向了成熟，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墙盘铭》、《大克鼎铭》等铭文中看到。

    西周晚期的书法主要是指由厉王至幽王这段约一百年的时期，这一时期，西周经历了“共和”时期，到幽王早期的强盛时代，幽王晚年的荒废朝政，并上演了一幕“烽火戏诸侯”的闹剧后，使西周黯然谢幕，然后退出了历史舞台。我认为从艺术上讲，金文书法在这个时期可以讲是发展到顶峰，大量的名篇大作就出现在这个时期里，《史颂簋铭》、《颂簋铭》、《虢季子白盘铭》、《毛公鼎铭》，典雅的书风，大抵也可以透视出当时社会礼乐文化的高度发展，作品中规范，整齐，圆曲内敛的用笔，严谨而简洁法度，着着反映出的皇家气象，这些在其它时期都是很难看到的。作品间的差别是那样的细小，甚至达到了可以忽略的程度。据载，周宣王时太史籀曾作过一部后来叫《史籀篇》的十五篇大篆字书，作为教授学童识字所用，学童的来源则是各诸侯国。《汉书·艺文志》云有史籀十五篇，颜注：周宣王时，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又卫恒《四体书势》云：“昔周宣王时史籀始作大篆十五篇，或与古同，或与古异，世谓之籀书者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内。也许可以说，这是历史上由官方所进行的一次文字整理规范的工作。这对当时在社会交往中文字使用是会起到重大的作用的。上海市文管会收藏有厉王十九年的鼎，铭文载入见王庭时，史留受王命书的事情，此史留应即是宣王时太史籀，“籀”“留”同部可通，据铭文史籀应作史留，足见史籀其人信而有征。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也是在这一时期的最后几十年里，也出现了象《散盘铭》、《圅皇父簋铭》（图二十二）、《楚公钟铭》等的作品，单从艺术角度看，草意倾向使这些作品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而作为地方诸侯铸铭的这些作品的开始出现，反映出西周最后的几十年时间里，礼乐制度尽管未至于崩坏，但事实上已开始出松动了。艺术在反映社会人文就是那么的直接！在之前，青铜器铭文只是出现在周王的册命和赏赐中，幽王后期的几十年来对朝政的荒废，难免要造成社会人心的涣散，在金文书法风格上的反映竟是如此的快速。从作品上看，即使如《叔专父盨丁器铭》这样的册命赏赐的作品，用笔上的圆曲被尽可能地夸张了，但从篇章布白到用笔结体上，也显见得比稍前名篇大作精神上要涣散得多！这也是西周晚期、春秋初期金文书法作品一个显著的特点，必然乎？偶然乎？但从书法角度上讲，虽然作品不一定与《史颂簋铭》、《颂簋铭》、《虢季子白盘铭》、《毛公鼎铭》等作品那样典雅规范，却为我们提供了与当时主体书风所不同的另类别体，在风格个性相对单调的这一期书法中，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一件好事。

3、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为“开放期”。西周末年，幽王暴虐，引至诸侯作乱，至从平王东迁，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对各属国的管治能力不断下降，“礼崩乐坏”局面已经出现，诸侯国各自为政，交相攻伐，争霸天下，更有楚王问九鼎的轻重故事，其野心已昭然，周天子的王朝政令自然形同虚设。西周末年诸侯国自行铸器铸铭的情况到这时已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故宗周盛时，列国之器罕见，东迁而后王室之器无征，此起彼伏可考见两周之政治情形与文化状况之演进矣”。（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初序》）到了这时，王室大概到此时已无赫赫之功绩可载，也无赫赫之功臣可赏了。反观诸侯，各自为政，争霸中原，实在有太多忙不过来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文字的发展，也就明显地受到当时各诸侯国地方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从书法角度上讲，它更直接地反映了由于这个变异所体现出来的社会文化特点。同时也应该看到，从学术角度上讲，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到来了。各国的地理环境，人文风俗，文明发展，都直接地反射到文化产品上来。包括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老庄道家、孔孟儒家两大学说，也无不沉浸于这一文化背景之中。西周的礼乐制度成为贵族们社会生活的装饰品被机械地应用。到战国时期，这种情况更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只在需要的时候以此作为撑门面的工具。在河南省博物馆里，就收藏有一套九件出土的曾乙侯青铜鼎，明显已撍越了西周“天子九鼎”的制度，可见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对周王室的态度。金文书法更是从视觉上，直截了当反映出了这个历史时代的人文心理，以宗周文化为正统的时代已一去不能复返了，虽然尚有王权观念的制约，代表西周时期宗周王家正统风范的中原书风虽然仍在艰难地延缓着微弱的生命，但其影响力，已走向日暮途穷了，典型宗周风范的中原文化色彩的金文书法作品也已不断减少，代之而起的是在宗周金文书法基础上发展出来的，饱受新兴的齐鲁文化、西楚文化和先秦文化等带有强烈地方色彩的时代风气的熏陶，富有强烈地域色彩的金文书法作品的不断出现。这段时间中，刻制的铭文数量有了很大的提升，这类的铭文特点是刻划的线条细长，刀锋犀利，线条优美，其中亦不乏精彩的作品。从风格上讲，这时期的作品除继承宗周书风一类外，楚、齐等地的作品出现了字体修长，形态优美，带有强烈的装饰美的书风。带书写性的草意书风则表现出了更大的随意性，字形变扁，已初步流露出向隶书发展的影迹。再就是装饰性如鸟虫篆、玉筋篆等的字体在这时更多地出现，明显带有巧饰倾向。应该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虽多，形式虽丰富，但作品的水平也异常参差，优秀的作品与质劣的作品之间的差距甚远。尤其是在这段时期里，优秀作品大多充满个性，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文化氛围，但如西周高古典雅的殿堂级作品比比皆是的局面已经过去。比之商人的作品，虽然创作上都有着个性丰富的特点，但商人作品较大型的虽遗存不多，但可以讲是所见皆精，尤其是商人作品自然而古拙，此时作品虽自由而多乖巧和雕饰，也是无法比拟的。但作为作品形式的多样性和装饰性的方面，还是不乏佳作出现的。其中尤其是充满奇诡和浪漫情调的楚文化系列的金文书法作品，以它独具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如图：《王孙遗者钟铭》（图二十三）、《鄂君启节铭》（图二十四）、《楚王酓鼎铭》（图二十五）、《陵公戈铭》（图二十六）。

（1）、以楚文化为代表的江淮流域地区

长江流域文化，主要包括楚、吴、越、徐、许等国。是有着与中原不尽相同文化内涵的区域，自夏商周三代以来，中原文明不断进入这一文化区域，使它逐渐步入华夏文化的进程。在这一地区，最具影响的，当属楚国及其影响下形成的灿烂的楚文化。

楚国，中国古书中称之为荆楚，《诗经·商颂》有一篇《殷武》，是描写商王武丁事迹的，篇中讲商代初年，荆楚已经向商臣服朝见，属于商朝南方领土的范围。后来由于商朝力量衰落，荆楚叛商，武丁出兵征伐，深入其险阻之地，使荆楚重新朝服。此事在武丁时代的甲骨文里也有不少证据。武丁南征的同时，也把商文化带到了这里。考古发掘证明，武丁南征后，荆楚地区带有明显商特征的青铜器也多了起来。很明显，荆楚文化在早期已经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根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国出自能够“光融天下”，被后世奉为火神的祝融氏，居于江汉之间。周成王时，熊绎因助武王伐纣而被封为楚第一代君主，建都丹阳（今湖北秭归）。当时楚国尚未强大，被中原人视为蛮夷，楚国人也以蛮夷自居，且桀骜不驯，屡生反意。以至周昭王两度南征荆楚，最后葬身于滔滔的江水之中。在西周时期，周与楚的地域之间，还有商的残余势力存在，在周楚文化之间的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使楚文化在两周时期独立地发展。春秋以后，楚国逐渐强大，不断兼并周边诸侯达四五十国之多，并胁迫其它大国，使得楚文化也随之向周边蔓延，成为雄据南方，抗衡齐晋的泱泱大国。从其地理位置与环境来看，楚国位于群蛮、百濮之间，文化上有较强的封闭性，也可以说是地域历史文化特征比较鲜明，就其性质上而言，他具有浓郁的原始宗教色彩的巫觋特点，神秘奇诡，浪漫潇洒，商文化的原始宗教的观念、心理和仪式行为，对楚文化有过较深的影响，这正是一个孕育和发展独特艺术形式的良好土壤。我个人认为在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系列的金文书法作品也是最具吸引力的。楚文化一直以来由于远离中原文化统治的区域，长期以来得到较大自由的发展，异样的风土文化，更与“正统”的宗周中原文化相抗衡，楚文化的强悍、瑰奇，足以令人神往。现时所能见到的属于楚文化体系金文拓片并不算太多，但仍然表现出了楚文化特有的那种强列的吸引力，从风格上讲，楚器铭文大约可分两类，一类如《王孙遗者钟铭》，字形修长，线条婀娜优美，这类作品中，还有《沇儿钟铭》（图二十七）等。这类金文大多线条纤细，结体修长，体势婀娜，恰似翩纤起舞的少女，难免使人联想到有“楚王好细腰，城中多饿人”的故事。另一类是字形较扁，形式近于楚简书法，刻写放纵随意的，如《楚王酓鼎铭》等。另外的就是介乎于两者之间的，如图：《鄂君启节铭》、《陵公戈铭》、《楚王酓悍鼎铭》等等。

（2）、以齐文化为代表的北方黄河流域地区

随着政治军事和思想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以齐鲁为核心的地域性文化系统——齐鲁文化，主要分布在山东一带，其中包括齐、鲁、杞、戴、邾、薛、滕、铸等国。伴随着这一文化系统的形成，反映在金文书法上，也出现了一个与原本的宗周书风有着不同风貌的书法风格。齐国为周初太公望吕尚始封，建都在营丘，后迁临淄（今山东省淄博旧临淄县西北一带）。吕尚是助周文王、武王灭商的重要人物之一，先祖在夏时封于吕地，于时以国为氏。鲁国是周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始封。周公旦曾摄政辅助周成王，德不可没，使其子伯禽居之，行天子制，平王东迁，王室衰落，而礼乐在鲁不废。齐鲁文化地域，可谓是泱泱大国之处，西周文明在这里，不可异议地应当是发达地区。它所在的地方，是东夷故地，地处沿海，得鱼盐之利，商业上比较发达，观念易新，性情活泼，受其文化的影响，其书法较早地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比较明显的是齐鲁间的金文书法作品，大多线条较细，偏重于瘦削空灵，与宗周书风的厚重古朴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们可以从下列所举的作品中，欣赏到齐鲁金文书法的独特魅力。齐鲁金文书法有两个特点，一是宗周典雅风格的金文书法一直仍保持，这类型的作品到战国时期还时有出现，这可能与齐鲁大国与西周之间的渊源有所关联，如上所述“平王东迁，王室衰落，而礼乐在鲁不废”。正因为这个原因，反映到书法上，宗周一系书风以正统的形式保存并运用是有可能的。但尽管如此，这一风格的书法，在创作水平上也已无法与西周鼎盛时的作品皇皇大气相比拟，实在是难复前朝旧观了，从所能见到的作品上看，多工整规矩尚可，典雅高古即无。另一类是创作上相对较轻松自由，包括一些带装饰性的实用性书体，特点是字体上较修长，用笔线条较细，书写较自由。当然这不是简单的正体草写的现象，这是金文书法在揉合了齐鲁地区文化气质后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形式，正因为这样，它与楚系书风虽然都有着随意和自由的一面，但齐鲁书风表现出的是刚劲挺拔和空灵大气，而楚系书风更多的是跌荡和奇诡浪漫。如图：《国差甔器铭》（图二十八）、《公孙窖壶器铭》（图二十九）、《中山王厝鼎器铭》（图三十）。

（3）、中原及三晋文化地区

   在河南、陕西一带及山西等地，包括郑、卫、虞、虢、蔡、陈等国，这一地区受宗周文化的长期影响，至春秋战国时代中原地区至周原一带主要仍流行的是宗周的文化，从金文上反映，流传下来的作品风格上是延续着西周时期的典型书风，但从书法水平的角度上讲，与西周鼎盛时期相比，已是差距甚远了。和西周中期的书风比较，书写的线条更加圆转，似乎是着意夸张了圆形结体的趋势，结果是通篇作品往往都能看到一个个显眼的被夸大了的圆圈，使字形结构和通篇布白显得疏松涣散，缺乏西周早中期作品的那种严谨强悍的皇皇霸气，看看郑国的：《郑大内史叔上匜器铭》（图三十一）大概就可以说明问题了。这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金文的载体——青铜器作为礼天地，敬鬼神的礼器，而在金文书法这一文字表现形式上，反映当时的社会人文风貌，也是如此强烈和直截了当。

    晋国与宗周毗邻，长期受宗周文化的掌控，相对缺乏自我发展的独立意识，始终未能形成自己的地域风格，但它在反映社会文化上却有着独特的表现。进入春秋战国时期，又不时地受到当时强势文化的影响。从现时所见的属于晋国的铭文书法上看，不同时期的书法风格分别受到齐、秦、楚乃至吴越的明显影响。如《嗣子壶铭》（图三十二）铭文中的“命瓜”，郭沫若先生认为当是释作“令狐”，《左传》载的文公七年（前663年）“晋败秦师于令狐，至于刳首”之后不久，很明显，战争为文化的交流产生机会，铭文书法风格明显地受到了秦国风气的影响。  《栾书缶铭》（图三十三）公元前575年，晋与楚战于鄢陵，大获全胜，器主栾书就是指挥这场战争的晋国将军，而该铭文书法风格上又受到了楚国书风的影响。《驫羌钟铭》（图三十四），作铭的时间为“廿又再祀”，据郭沫若先生考证认为即是周安王二十二年（前380年），是年三晋连兵往攻齐国，这使得晋与齐的文化得到较大程度上的交流，而作于这场战争之后的《驫羌钟铭》明显地受到齐国风格的影响。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也许是三晋金文书法风气的主要特色。

（4）、以秦为代表的先秦文化地区

    在今陕西秦国。秦国成为诸侯国是比较晚的，从秦襄公救周有功，助平王东迁洛阳，才始封诸侯，并赐以岐西之地，自是秦国始立。秦世代居住在与戎狄之间，先祖非子就曾以善于养马闻名，受到戎狄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是在所难免的。记载中从舜时开始与华夏族有所接触，并获赐姓嬴氏。西周孝王时，成为周的附庸国，之后，秦人才实质上开始了接受华夏文化的历程。获赐西岐之地后，秦人就在这个曾经令周文明崛起的地方，逐渐摆脱了戎狄文化的影响，并迅速地发展了起来，并形成了别具特点的，与中土两大文化系列有所不同的文化特点来。从书法的角度上看，秦人主要是接受了以《史籀篇》大篆为主体的书风体系，也就是以西周宗周书风为特点的一系列的书法风尚，这一体系的发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衙吏程邈系统地对当时手抄本的《史籀篇》大篆进行改写釐正，成为后人称之为小篆的标准用字。正体的书法受宗周大篆书风的影响，整齐、端正、圆转的书写法式基本占据了这一体系。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奉行法家一路的政治理念，强调法治，讲究规范，反映到金文书法上来，作品风格也强调规范和端严，讲求法度。从传承的角度上看，它明确地继承着自《虢季子白盘铭》这一类的风格。突出的有春秋早期的《秦公钟铭》（图三十五）、《秦公镈铭》（图三十六）和春秋中期《秦公簋铭》（图三十七）、《商鞅方升铭》（图三十八）和刻石作品《石鼓文》（图三十九）等。另外就是形成了由这种正体书法为主体的实用草写的书风，它的发展，也逐渐走向隶变。通常书写自由的书风是最能反映个性特点的，秦人的这一类书风也不例外，大概是根源于戎狄文化的本质特色，与东、南方各国的书写特点不同，秦人草写的书法演变的方向是越来越向方折大气的方向发展，如后来的《诏版铭》（图四十）作品，充分反映了大西北秦人大气、倔强的性格。

郭沫若先生在描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时讲：“古器至此期，俨然若荒废之园林，一经精灵之吹嘘而突见奇花怒放。”（《两周金文辞大系图编序说彝器形象学试探》）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书法的演化，用这个比喻是非常生动的。他又讲：“故宗周盛时，列国之器罕见，东迁而后王室之器无征，此可考见两周之政治情形与文化状况之演进矣。”（《两周金文辞大系——初序》）商周青铜器铭文书法风格在反映社会政治文化方面如此清晰明了，与青铜器作为统治阶级的象征信物不无关系。反映到书法上来，当西周晚期，宗周金文书法变得萧散乏力的时候，逐渐强大起来的列国马上就以他们各自积贮多时的文化底蕴，在青铜器制作和铭文书法创作上填补了周朝的颓败，并以各自鲜明的文化艺术个性，将金文书法重新推向了另一个高潮。

   另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到了战国时期，大批的金文书法已经是用刀刻成的，尽管刀刻铭文在刻制时也在努力地表现毛笔书写的特点，但其结果相对于铸铭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削弱，而使书法的线条偏向于细腻修长，其中精美工整的如《中山王厝鼎各器铭文》等，也有草率肆意的如《楚王酓忓鼎盖铭》等。刀刻的作品使人们感觉到了这一时期的作品要比之前的作品用笔线条要纤细，灵巧而富有动感，缺少了铸成的作品那种沉实浑厚的金石气息。很明显，工具的发展，也是造成了战国时期金文书法风格变异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

四、结论

    综上所述，艺术作品无不以其自身的风格个性特点，反映其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风貌和特质。清人梁巘在总结各时代书法艺术的特点时有“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人尚态”，所谓尚韵、尚法、尚意、尚态，无非是指各时代书法作品所透出的时代精神。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书法由于其所处的特定的使用条件和社会条件，使它风格个性的演变无不受到当时社会文化演进的步伐所牵动，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主流文化所崇尚的审美追求，从而体现出丰富的时代社会文化精神。西周金文书法明显反映了西周政权强势统治的特征，同时期作品与作品之间风格差距相对变化不大。殷商与春秋战国时期金文书法作品间风格变化都较大，但其中有一个不同的特点，殷商时期金文书法风格的变化，更能体现个性的差别，即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差异。而春秋战国时期作品风格上的差异更多的是不同地域文化间的差异，在相同文化地域上，作品间风格的差异并不算太大，远不如殷商时期。以同楚系的《王孙遗者钟铭》、《沇儿钟铭》为例，它们并非一国的器物，其个性的差别几乎到了可以忽略的地步，有人甚至认为《沇儿钟铭》是用活字拼铸而成的。但这个差异，我认为只能在社会文化的性格上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

    丛文俊先生在分析商周金文书法风格的演变时认为：“考察商周金文书法，不能以评价真实的个性风格——体现书家自我的艺术特质——为目的，对有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属于个性艺术风格的作品，它们也不是自觉的艺术产物，而是大框架之内的自然生成的形式，‘学在官府’的教育制度和比较专业化的青铜器制作，权力与机构设置，决定了那个时代不会具有剌激个性的发现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可以肯定，当时的人们还没有这种与基本生存之需要相去甚远的奢侈欲望，个人的审美旨趣与情感只是作为隐性的因素在发挥作用。”的确，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为获得生存和安全的需要，必须将个体的生命完全融入于群体的社会，反过来社会文化对个体个性的控制也是多层次和发展着的。它一方面有选择地带有强制性的色彩，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一定的机动性。两者在文明发展的进程中此消彼长，为社会文化的发展提供既有秩序又有生气条件。我们看到，在金文书法作品风格个性上的表现也是一样，即使在相对单调的西周“典雅期”，还是可以看到作品间风格的细微差别。而最能体现个体风格的时代，我们有理由认为，殷商时期的作品，在这方面的确有着出色的表现。虽然当时不可能存在“剌激个性的发现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但以当时的社会文化特质，个体风格在下意识中获得通融和接纳还是有可能的。在这一点上，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书法应当是无法比拟的。

    商周时期青铜器由于在制作上受到当时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使它成为“礼乐”制度下的具有明确等级意义的“礼器”，因此它只能从属于国家典章制度上的“礼乐”所规范使用的一部分，它的制造自然成为了当时主流社会文化审美情趣的直接体现，从属于青铜器的金文书法也因此从风格上直接反映了当时主流文化在书法艺术上的审美追求，而从现存的金文书法作品风格演变上，也充分体现了当时社会人文时尚的特点。尤其是在殷商与西周时期的书法风格对比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殷商与西周的社会制度与人文风气上虽然有很大的延续关系，但其不同的族群文化特质，在书法风格上表现得十分充分。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由于周朝的礼乐制度在此时已无力对各诸侯国进行有效的管治，实际上已到了“礼崩乐坏”的境地，原本是由中央政府垄断制作的青铜器及其铭文书法，在此时已逐渐成为各国自行铸造，同时也不再受中央政权的严格规范，青铜器及其铭文书法在制作风格上出现了“百花齐放”局面，同时也体现着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浓厚的影响，各国的地域社会文化特质在金文书法上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王国维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如果用简洁一点的语言概括商周春秋战国金文书法风格的流变，我想可以这样归纳为：殷商奇肆、西周典雅、春秋婉曲、战国开放。而于春秋战国期间地域书风的特点则是：楚风诡谲，齐风挺拔，中原婉曲，晋风善变，秦风端严。这大致上也是当时当地社会文化的特征。

    商周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书法，尽管它并非当时书法作品存在形式的全部，据我们所知，在殷商、西周时期与金文书法同时的有甲骨文、陶文，春秋战国时期更有石刻、简牍、帛书等书法存在的形式，与金文书法一起，反映着其产生时期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但金文书法以其特殊的地位以及存在和表现形式，使它能更直接地以当时最具主流文化特点的角度，反映出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活的演进和历程。它保存的众多作品，更为我们研究商周战国时期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提供了丰富原始材料。

［参考书目］

 《小校经阁金石文字》    清刘体智主编

 《三代吉金文存》           罗振玉编

 《两周金文辞大系》         郭沫若著

 《殷周金文集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       上海博物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编写组编

 《缀古集》                 李学勤著

 《鉴古一得》               史树青著

 《商和西周的金文》         马承源著